相较于2020年、2021年，2022年世界文学大师逝者的告别要温和许多，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少几分残酷，乌克兰作家尤里·鲁夫（Yuriy Ruf）等为人类的野蛮与幽暗献出了生命。对于大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世界文学大师既遥远，又临近，我们和他们共享着相似的表达和思想，区别在于每个人及其所在社群的语境都各有不同，每个人对其“皈依”及理解也各有不同。通常来讲，世界文学大师都有一份自己的世界地图，他们在此地图上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家园。随着世界步入更平等的人文环境，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或好或坏掌握了一份自己的世界地图，这份世界地图并不来自虚空，世界文学大师的世界地图既及人又深刻，是人类的珍藏，也是我们的最佳“模范”。我相信，地图创造着地图，人改变着人，而所有这些美好的变异、乔装、神话、隐秘都存在于这片土地，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好的结束与开始。
出于同你纪念、总结、参考的需要，我从世界各地区、各语种的世界文学大师逝者中择取十位详细介绍给读者：菲律宾殿堂级作家尚尼·扶西（Francisco Sionil José）、中国“无字”文学家张洁、巴西文学的伟大女性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Lygia Fagundes Telles）、墨西哥圣“虎”爱德华·利萨尔德（Eduardo Lizalde）、加勒比最重要的“守望者”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以色列“国家一代”翘楚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 B. Yehoshua）、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导演之一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索马里语言大师·易卜拉欣·沃萨姆（Mohamed Ibrahim Warsame）、文学国王哈维尔·马里亚斯（Javier Marías）、“理想的欧洲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这十位作家有五位作家生于1920年代中后期，一位作家生于1910年代后期，两位作家生于1930年代后期，一位作家生于1940年代初期，一位作家生于1950年代初期。
这些作家大多成长于战后，属于战后一代。想想看，当作家步入自己充满活力、快乐、可能性的二十多岁，世界正朝着更友好、正义、开放、联结的方向发展，而旧有的探索也赋予了他们诸多给养。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少数人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的创新之路，无论境遇如何、立场如何，他们通常更富有责任感，同时也更有悲观主义色彩。从结果来看，战后一代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作家们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首先，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作为后来者出现的，他们更像是第一代人，比如他们将自己的视野扎根在世界范畴上而非本土范畴上；其次，他们虽然更加世界主义，但是也更加本土主义，更准确的词或许是在地性，这提醒我们，世界和本土，他者和自我应当保持一种良好的张力，既不能过度又不能疏离；最后，他们改变了经典文学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一套多机构、多标准、普世主义、反同质化的模式——这造成了两种后果：乐观的后果是，我们世界的文学变得如此丰富；悲观的后果是，某种有层次感和梯度性的文学世界消失了——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经典，但仍然作为经典使用。
这些作家大多更注重实践，也即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尝试，无论是基于身份的，还是基于国族的，抑或是基于流派的，最次也是基于风格和主题的。而与此同时，世界文学分化了开来，潮流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体性命运，殿堂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开放的广场，也就是说诞生了一种新的先锋命题，即富集的、开放性的、相互融合的先锋，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十分熟悉的基于跨文化语境的先锋，我们已不再视其为先锋，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视其为当代主义。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在评价战后先锋戏剧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情境，“今天的事件被记录、重演、仪式化以及再造，即便是阿尔托重现，他会被接受并置于适当的位置。无限的地平线所标志的新世纪的前景以及随之源源不尽的新事物已经被转化为一个全球温室，一个封闭的环境。我不同意鲍德瑞的一切都是假象的观点，但我们也并非生活在一个具有无穷的可能及原创性的世界。如果你要寻找历史类比的话，也许新希腊时期更准确。一种特别的欧美文化风格正在被扩展，赋予，并为世界各地许多人们主动的接受程度不同。这种风格将会以何种形态，以及其主要思想方式尚未清楚，然而它将是一个知识上及艺术上保守的年代。但并不意味着反动与冷漠，也不是我谈到的无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那种保守。它是基于节省，回收，经济地使用资源的需要上的一种保守主义。它建立在多种高度的成就之上，这些成就包括迄今所积累的多种多样的经验，艺术作品，思想，情感和文本。”
菲律宾殿堂级作家尚尼·扶西在菲律宾马卡蒂市一家医疗中心接受血管成形术时逝世。尚尼于201年荣膺菲律宾国家文学艺术家，时任评委会主席为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在1980年代菲律宾专政政府倒台前，尚尼先后五次获帕兰卡纪念文学奖，贯穿了他的写作盛期。此外，尚尼还获得过拉蒙·麦格塞塞奖。尚尼于1958年年创立了菲利宾笔会，该笔会承办了2019年国际笔会大会。
尚尼最重要的作品是“罗萨莱斯传奇”（Rosales Saga），它由五部相关联的小说构成，但在尚尼的规划中原为四部曲。罗萨莱斯位于邦阿西楠省，是尚尼的故乡。传奇讲述了两个家庭几代人从西班牙殖民时期到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故事，聚焦于土地之爱与土地问题、社会正义与社会不平等、革命与暴乱、寡头政治等议题。传奇结束于一个消极的音符，因为在尚尼的心中，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这个可悲的国家。在“罗萨莱斯传奇”之Po·on的结尾，主人公伊斯塔克在得知自己将死前如此控诉道，“我没有建立过什么。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我遍寻深渊，却一无所见。只有责任、责任、责任。”尚尼坦诚，“罗萨莱斯传奇”深受威廉·福克纳、约翰·斯坦贝克、狄更斯的启发。尚尼认为，菲律宾是受创的文明：被西班牙人带去教堂时，菲律宾人发现自己失去了土地；被美国人带去学院时，他们发现自己失去了灵魂。尚尼的解决之道有几分特殊，他认为不应执着于指责殖民主义（它称之为一匹死马），而应从内心出发，寻找那种超越个人的爱。
在二战期间，尚尼就读于圣托马斯大学，教他的有作家帕兹·拉托雷纳，在校期间，尚尼参与过《圣大学报》。最后，尚尼选择了辍学。在青年时代，尚尼与上一代作家（年长他十余岁）接触频繁，比如S. P. 洛佩斯（S. P. Lopez）、莱奥波尔多·亚贝斯（Leopoldo Yabes）、费德里科·曼加哈斯（Federico Mangahas）、特奥多罗·兰桑（Teodoro Lansang），由此受益良多。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现已解散的美国新闻署短暂工作过后，尚尼加入了《马尼拉时报》，为其服务了十年时间。1960年代初，尚尼迁到香港，编辑《亚洲》杂志。大约同一时间，尚尼和友人创办了《评论》季刊。尚尼于1964年在马尼拉创办了团结书店，并运营团结出版社，发行《团结月刊》，该书店可谓菲律宾人文福地。
尚尼直率得有几分刻薄，他会直言不讳地批评玛丽亚·安赫莉塔·雷萨（Maria Angelita Ressa）、何塞·加西亚·维拉（José GarcíaVilla），因此诋毁他的人众多。前些年，尚尼因批评华人而被指控为，他对Likhaan杂志澄清了这一点，他深深理解中国传统的优良所在。这不过是尚尼的一个侧面罢了，而他就像是伊洛卡诺人（Ilocano people）的堂吉诃德或者荷西·黎刹/柯黎萨。
中国作家张洁在女儿唐棣一家的陪伴下在纽约病逝。张洁于1985年因《沉重的翅膀》、2005年因《无字》两度获得矛盾文学奖。张洁于1989年获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这是生于五四后的中国大陆作家较早获得的国际文学奖。1992年，张洁当选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全球仅75席，她同时得到了一张绿卡——张洁最终使用了它。
张洁最被误解的或许是爱的主题。读者大多认为，张洁在空白的历史中较早发出了爱情的啼，然而残酷的是，张洁无论对于爱情还是对于亲情似乎都并非温情，她冷酷，她自戮，但决不柔和，正如其母亲时时叮嘱她的，“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张洁对爱的感知完全渗透到她的写作中，读者或许以为其中有浪漫的一面，这浪漫的一面大抵还是停留在语言层面，最终来袭的还是悲凉，这是一种既无爱又无孤独的悲凉。《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正是对这种情绪和情感的终曲。她在哀诉，“我为你好、你为她好、她为她好……结果是事与愿违。这就是命！”时，袒露着她的绝望和筋疲力尽，尽管她从未充分体察到这一点。时人多以傲慢、刁钻“非议”她，可说是对她生命的耽误和欺辱。
张洁主要是生命的批判者，这在世界文学也属特例。1980年代初期，吴黛英认为，张洁的作品存在着“另一种更深刻的孤独，一种身处在人群中的无形的孤独。这些孤独者或者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孑然一身，以自己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所处环境的冷漠和残忍，平庸和无聊，像《三根弦》中的史明道；或者，他们甚至是为了逃避这种环境的包围，才在孤独中寻找精神乐趣的，售票员田野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这种孤独，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市侩气息的侵蚀，孤芳自赏，独善其身。”这是张洁的美好时期，1980年代后，她的爱就变成了“无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洁对评论家以为其女权主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她回应道，“因为写过《方舟》，它又被西方列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小说，所以出国访问期间，常常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款待，不得不一次次被推上宣讲女权主义的讲台……每每上得讲台，首先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之所以写出《方舟》，不过出于作家的视点……女权主义运动固然可以帮助妇女解决某些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女人的问题。女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仅仅是女人问题，它像就业、种族歧视、社会暴力、战争、饥饿、环保等等问题一样，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要靠全社会的根本进步来解决。”
如学者看来，张洁多借助小说传递历史的声音，然而除对新时期的召唤之外，还有一个尚未被广泛关注的体察，那就是她以及她所认为的同代人其矛盾、其对历史的暧昧态度、其对存在的回避。我们可以从其早期一篇小说发现这一点，“而在我们粗鄙的、没有教养的、玩世不恭的行为下所掩盖着的痛苦，是许多人都不容易理解和原谅的！”这种矛盾引发了痛苦，最终使一切消失得无踪无影。在“就此道别”画展中，张洁发言道，“我这辈子是连滚带爬、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的，从少年时代起，当我刚能提动半桶水的时候，就得做一个男人，又得做一个女人，成长之后又要担负起做人的担子，真累得精疲力竭。”
和张洁的老去同时发生的还有那个熟悉的社会的消亡。张洁曾因一个写作计划寻访胡同旧居，但遗憾没有收获任何线索，她最终怒喝道，“我由此想到历史，想到考证。不过五十多年前的事，当事人的我就在这条死胡同“尽头”的弹丸之地，确认不了一个院子，那些几百、几千乃至上万、万万年的事，怎么就能确定如此、如此，这般、那般？”
1970年代末，张洁在其父董秋水之友骆宾基的劝勉和推动下，开始了文学创作。此前她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凭借其对世情的有力把控，张洁在几个时期都留下了与众不同的痕迹。张洁曾是中国笔会中心的早期成员（1982年加入），但中国笔会中心领导成员名单并没有张洁的名字。中国笔会中心成立于1980年4月，定位为群众性文学团体，但与国际笔会的关系并不亲密。
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Lygia Fagundes Telles）：巴西文学的伟大女性
吉娅·法贡德斯·特莱斯因自然原因在圣保罗逝世，圣保罗州长罗德里古宣布该州哀悼三天。法贡德斯·特莱斯是巴西现代主义45年一代（Geração de 45）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随着她的逝世，巴西现代主义所有重要作家业已消殒，巴西现代主义正在画上句号——她本人并没有那么现代主义。法贡德斯·特莱斯获得了所有巴西和葡萄牙语世界的文学和人文领域的重要荣。